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位北大教师、一名中共党员，经常批评咱们中国这不好，那不对。来到韩国以后，饱尝凄风苦雨，痛感人世艰辛，目睹这个资本主义小地主的一神一态，一颦一哭，深刻认识到自己原来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要向党和人民道歉：我错了。　　　　　　1.中国有一个双簧节目，讽刺吃饭时菜虽然很多，但都是“一碟子腌白菜——呀，一碟子腌白菜……”来到韩国后才明白，这不是双簧，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任何受到人们喜爱的节目必定是有可靠的生活根基的。韩国菜摆出来也是盘子碟子一大堆，远远望去十分丰盛，而且五颜六色。但近前一看，辣泡菜3种，腌萝卜2种，生菜叶子一大盘，一碟子辣酱，一碟子酱油，一碟子大蒜瓣，一碟子小辣椒，一碟子大辣椒……给人的感觉不是在正式吃饭，而是好像一群仆人在厨房里偷吃准备用来做菜的原料。“烹调”的概念韩国人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民族的性格很极端，而且不是上智者的极端。　　　　　　2.很不愿意被不大懂中文的韩国人请客，原因并不是我不喜欢韩国菜——我是能够欣赏一切事物的美的。主要是我替那些不了解中国文化的韩国人感到丢脸。他们的请客好像是难民会餐，而且自己一个个吃得不亦乐乎，仿佛请客的主人倒是我。我虽然反对中国的宴席那样奢靡浪费，但是韩国的“宴席”未免太猥琐寒碜了。在这里，人的尊严荡然无存。我是从来不愿令人难堪的人，深怕他们怀疑我在嘲笑和蔑视他们。所以我也像他们一样大口地嚼着各种菜帮菜叶、树根树皮，大口地喝着大酱汤，咽着辣椒酱，并且不断地擦嘴擤鼻涕……然而人家完全没有我这些“小人之心”，他们泰然自若，大快朵颐，而且不断地问我“好吃吗？”我是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能说不好吃吗？我调动我渊博的哲学素养、丰富的史学积累、机敏的文学才华，以铁一般的逻辑证明韩国菜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最美丽的、最养生的、最合乎人性的……一句话，就是上帝吃的、神仙吃的。我忽然想到，许多文学理论家，许多所谓学者，就是像我这样干的，把不好的东西说得天花乱坠。但我知道我自己的话是假的，那些大师们却真的以为自己在创造学问。他们把味同嚼蜡的作品说得花枝招展，正像我的赞美韩国菜。不从生活的实际感受出发去做学问，是学者们对人类犯下无数罪行的根源。　　　　　　3.我倒是喜欢被这里的师弟、或者了解中国文化的韩国朋友、或者中国人请客。因为跟他们在一起，可以客观实在地欣赏和评价韩国菜。同时，一样一样地回忆中国菜，什么水晶肘子，

目前国企业,事业单位的薪酬是这样的:
中央级单位高管员工年收入是普通员工年收入的几千倍.省级单位高管和一般员工年收入相差几百倍,市级单位的相差几十倍.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结果那?改革开发以来,这些单位领导高管以增加单位竞争力的名义,对单位员工劳动的薪酬体制进行了改革,美其名说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按劳分配要求.具体操作是单位所有员工的基本工资相差无几,业务赢利在员工中按比例分配,员工按贡献大小分配月底或年终奖金.从表面上看确实体现了按劳分配,让人无话可说,但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里面的猫腻.首先从业务赢利在员工中的分配上分析,普通员工的业务赢利要按一定比例上交自己的直管上级,同样直管上级也按一定比例上交给自己的上级,这就象金字塔一样,每个管理人员都可以从自己下属那里取得业务提成.现状是最底层的员工的年业务收入大约1万多左右,几乎所有单位都是这个数目.管理人员按级别大小,其业务提成收入逐渐增加.奖金发放操作也和业务提成大同小异.这样的结果是最底层员工和高管的年收入就相差了几十,几百,几千倍.平安保险老总马明哲6600万年薪,和普通员工收入相差了几千倍就是很好的例子.
这样的分配体制合理吗?当然不合理,已经引起普通员工的异议.例如:中国平安保险的一名销售员，刘女士疑惑地说"刚开始入保险这行的时候，特别兴奋，觉得这种多劳多得的提成方式很公平，每个公司的社保制度，不同险种针对人群，我都研究得特别透彻，一心想要在这个投资回报率高的行业扎下根来。9年过去了，现在我却渐渐感到疲惫了，心里的不平衡感也日渐加深。2000元的粗银收益却只能拿到1600元，那些翘着二郎腿在办公室什么都不用干的经理凭什么从我的收益中拿走400元？凭什么他们每个月不用跑单子就能拿一二十万，而我却只有一两千呢？.这是所有普通员工的心声.
为什么这么不合理的薪酬体制又能维持那?这是因为这样的体制最符合高管的利益,就象那位刘女士所说的那样,那些翘着二郎腿在办公室什么都不用干的经理不用跑单子仅靠提成每月就能拿一二十万.而他们正是这样体制的制定者.普通员工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这也是很多单位都喜欢代理员工制度的原因.个别员工不听话,不老实就直接开了他.目前国内就业压力很大,很多人为了吃饭,不得不忍受这样的工作.一旦有好点的工作,就跳槽了.
这样的状况是可怕的:首先,

西周疆域春秋形式战国形式秦朝形式汉朝形式晋朝形式隋朝形式唐朝形式宋朝图元朝形式明朝形式清朝形式

激光武器

激光武器是一种利用沿一定方向发射的激光束攻击目标的定向能武器，具有快速、灵活、精确和抗电磁干扰等优异性能，在光电对抗、防空和战略防御中可发挥独特作用。它分为战术激光武器和战略激光武器两种。它将是一种常规威慑力量。

战术激光武器的突出优点是反应时间短，可拦击突然发现的低空目标。用激光拦击多目标时，能迅速变换射击对象，灵活地对付多个目标。

激光武器的缺点是不能全天候作战，受限于大雾、大雪、大雨，且激光发射系统属精密光学系统，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有待考验。

陆军的快速发射高炮的炮管寿命短，连续发射几分钟后就要更换，而激光武器不存在多次发射的寿命问题。可以预计，未来在目前弹炮结合防空武器系统的基础上，将出现将新型防空导弹。高炮和激光武器三结合的对空防御系统。其中，激光武器主要拦截从低空、超低空突然来袭的近距离目标，这有可能大大提高对精确武器的拦截溉率，解决当前存在的极近程防空问题，并可用于保卫重要目标，如重要机构、指挥中心、通讯和动力中枢等。目前研制的激光武器的体积一段较大，重量较重，所以各国首先考虑舰载应用。目前，发达国家的大型水面舰只已开始采用核能作为动力，中型水面舰只的电动化改进也已进入实质阶段，这都为激光武器在舰艇上的应用铺平了道路。

鉴于激光武器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美、俄、以色列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都投入了巨额资金，制定了宏大计划，组织了庞大的科技队伍，开发激光武器。至90年代初，仅美国政府对激光武器的研究投资就达90亿美元。80年代中后期，苏联和英国的军舰或陆上已有实验性战术激光武器装备，美、法、德等国也作了大量试验。战略激光武器研究费用高，技术难度大，其前景还有待观察。

激光武器的效费比是比较高的。在防空武器方面，当前主体是导弹，激光武器与之相比消耗费用要便宜得多。例如，一枚“爱国者”导弹要60－70万美元，一枚短程“毒刺”式导弹要2万美元，而激光发射一次仅需数千美元，今后随着技术的发展，激光发射一次的费用可降至数百美元。

去年6月6日，美国军方在新墨西哥州南部的怀特桑兹导弹试验场首次进行战术高能武器试验，成功摧毁了一枚飞行中的喀秋莎火箭。美军方官员称，这是世界上第一种以激光为基础的反导系统。美军方还将于

最大的危险是不知道危险在什么地方，热钱问题就属于这样一类危险。 热钱加速进入中国是毫无疑问的事实，遗憾的是没 人可以对热钱规模进行准确估计，无论是官方表态还是市场测算，都还停留在雾里看花的阶段。 一季度外汇储备的异常增长让外界对于热钱的担忧又增加了几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外汇储备增加1539亿美元，扣除同期进入国内的FDI和贸易顺差，尚有8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得不到合理解释，这部分通常被认为是热钱。更应引起关注的是，在正常流入的FDI和贸易顺差当中，仍然有相当部分值得怀疑，不能排除热钱穿着“马甲”进入中国。 诡异的FDI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明博士认为，资本项目下的FDI、证券投资、贸易信贷和贷款等均可能成为热钱流入的渠道。由于中国地方政府一直对FDI采取鼓励与吸引的政策，FDI的外汇既可在银行开立现汇保留，也可通过银行卖出。这就便利了热钱以FDI名义流入，通过银行兑换成人民币之后，再借助某些方式投资于中国股市及楼市。 一季度的FDI数据的确存在诸多异常现象，一方面是FDI规模的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却在减少，FDI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也下降到了20%，而前4年这一数据的平均值达到50%。虽然这种变化可以用单个投资项目实际利用FDI资金规模增大和资金投向高科技企业来解释，但如此剧烈的变化还是让分析人士担心热钱流入的可能。 经常项目下面同样存在水分。海通证券研究员认为，在海关统计当中，水分通常存在于价格方面，而数量方面作假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可以选取操作空间较大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部件”进行分析。海通证券的研究表明，至少在这部分商品当中，存在明显的高报出口和低报进口现象，其中隐藏了热钱的流动。 　　分析热钱的另外一个视角 以往关于热钱的分析都是集中在官方外汇储备的流入和增长上面，由于近年来外汇管制力度逐渐减弱，非官方的外汇流动越来越多，通过中国整体外汇资产的变动来分析热钱，成为被更多的学者接纳的分析路径。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员布拉德·赛特瑟尔（Brad　Setser）对近年中国外汇资产的结构和流入规模进行了分析，他的基本结论是，2007年中国外汇资产增长总量可望逼近6000亿美元，而不只是官方外汇储备的4619亿美元。 赛特瑟尔指出，由于中国央行正式公布的外汇储备增长远低于中国外汇资产的总增长，由外储数据来推

“目前中国承受的"热钱"流入规模，已超出亚洲金融危机前整个东亚所承受的规模，但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至多只有亚洲金融危机时日韩加上东盟GDP规模的四分之一，中国的资本管制真的能够在资本流动逆转时如此有效地阻挡"热钱"的撤出吗？”在昨天（5日）发表的一篇最新金融研究报告中，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对目前中国的“热钱”状况表示了担忧。 作为金融界的知名青年学者，钟伟曾多次参与国家金融和财政部门的核心政策研讨。在这篇名为《危机调整也许在三年之内》的研究报告中，钟伟强调，“热钱”流入的巨大规模等问题已经开始影响我国中短期的金融形势，如果不能及时进行政策调整，那么危机性的市场强制调整也许会在三年内发生。 “热钱”又称“国际游资”，是国际上合法或非法的过剩资本，它们通过各种渠道在国际上迅速流动，给各国经济带来冲击。二十世纪8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机、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有这种“热钱”的推波助澜。 根据钟伟的计算，截至2005年底，在我国境内的“热钱”超过3200亿美元，2006年底和2007年底分别为4000亿美元和5000亿美元，预计到今年和明年底，国内的“热钱”规模很有可能突破6500亿美元和8000亿美元。“"热钱"向中国流入是受多种因素驱动的：既可以实现规避国际金融动荡风险，也可以对人民币套汇套利，还可以对国内股市、楼市进行投机”。 钟伟给出的资料显示，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996年底，注入东亚的“热钱”约为5600亿美元，而到1998年底金融危机爆发后流出东亚的“热钱”约为8000亿美元，这给东亚带来非常惨痛的损失。钟伟认为，目前中国承受的“热钱”流入规模已超出亚洲金融危机前整个东亚所承受的规模，因此，必须意识到资本流动逆转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风险。 钟伟的担忧得到经济学家梁小民的呼应。梁小民认为，目前非法进入中国的“热钱”保守估计已达5000亿美元，相当于基础货币供给增加3.5万亿元人民币，其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不可小觑。（记者邢飞）

在以美元为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再次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危机的情势下，转移经济风险，已是美国在经济日渐失衡的既有约束框架下，继续保持其在国际金融竞争中优势地位的最优策略。而其极为倚重的推手就是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呼风唤雨的国际资本。目前，国际资本可能正在试图通过在中国制造金融危机 来延缓中国经济崛起的步伐。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经济与金融漏洞也为国际资本在华制造金融危机提供了可能条件。尽管普遍的看法是：中国金融体系自1997年以来取得最明显的进步是初步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系统性风险过高问题；二是金融机构出资人制度改革问题。但现在看来，上述两大问题依然未得到根本解决。而随着中国资本项目的渐次开放以及人民币的持续升值，近年来热钱加快了进入中国的步伐，直接助推了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的形成，而人民币的逐步升值，又加大国际资本投机人民币汇率的动力。其直接表现则是中国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迫使人民币发行投放市场量的增大。受此影响，中国的货币供应量M2一直保持高位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带动了资本的流动性过剩与物价逐步上涨。而当热钱获利回吐并重创本土投资者的信心之后，在发达国家重估风险的情况下，又纷纷逆转涌回发达国家，在加强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稳定度同时，又导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证券市场价格大幅度缩水，股市暴跌。 另一方面，国内目前的金融政策正在逐步强化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无风险套利机制，并允许外资在此机制下自由流动，寻求套利空间。随着外资不断涌入及成效不彰的金融产品创新，央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势必加剧生产领域中货币紧缩和流通领域中货币过剩的流动性二元化现象。而金融调控的空间和手段有限以及央行冲销成本的日益增加、资产价格的膨胀和巨额热钱流入等已经显著增加了中短期的金融风险。显见，国际过剩投机资本大量流入我国，既是规避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风险，也是对人民币套汇套利的驱动。如果人民币汇率持续大幅度升值和资本流动逆转风险，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则从汇率和热钱问题中衍生出来，倘若没有金融资本市场锐意进取和创新成功，则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乃至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剧增。 而若中国爆发金融危机，极有可能导致经济低迷5至10年。A股的深幅下挫，负面影响已经相当明显：权重股成为重灾区，太保、中煤能源、中石油等权重股相继破发，带动个股全线普跌，使中国经济最具价值部分的定价权易手外资掌握。而如果股市继续下挫甚至崩塌，势必严重影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日前在出席“2008陆家嘴论坛”开幕式并发表开幕主题演讲时强调，必须把维 护金融安全稳定放在首要位置，强化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5月10日 《上海证券报》）而在跨境资本中，其实最需要注意的就是“热钱”。“热钱”是一种国际游资，它往往通过多种渠道在国际上快进快出，寻求短期回报，并给各国经济带来冲击。综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热钱导致了许多金融危机。如1992年英国出现的英镑危机，1994年底墨西哥爆发的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等，其祸首都是热钱。热钱之所以这么热衷于制造麻烦，目的只为了一个“利”字。那么，目前进入我国的热钱情况又是怎样呢？对热钱最简单的估算方法，就是新增的外汇储备，减去因为贸易顺差进来的钱，再减去外商直接投资进来的钱，其他说不清的部分通常被认为是热钱。今年一季度，我国外汇储备增加1539亿美元，贸易顺差41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274亿美元，这意味着一季度进入中国的热钱已经超过851亿美元，此外还不排除有部分通过贸易或直接投资的渠道进入的热钱。在2007年，这一数字是1170亿美元。也就是说，今年一季度流入的热钱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70%。值得注意的是，一季度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长61.3%，在两税合一，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不降反升，热钱加速涌入不言自明。笔者认为，热钱之所以大量进入中国，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新兴市场国家一贯是热钱逐利的热土。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于是国际游资必然会将目标瞄准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二是中美利差反转并呈逐渐扩大的趋势。随着美联储的连续降息，联邦基金利率已由5.25%降至目前的2%。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却从去年起连续加息，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从当时的2.52%提高到目前的4.14%。人民币的加速升值，加剧了海外套利资金的进入。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在瑞士巴塞尔参加国际清算银行会议期间就明确表示，美国近来的大幅减息刺激了短期投资资金流入中国。热钱涌入后，一方面，将会进入到中国的房地产、资本市场以及商品市场，吹大中国的资产泡沫，助推中国物价上涨，加剧通货膨胀压力。另一方面，热钱一旦达到自己的赢利目标后，就会毫不留情地离场，从而导致我国出现严重金融风险。因此，热钱已成为我国金融安全的巨大隐患，相关部门必须密切监控，防范金融风险。

近日，在A股市场大跌之际，美国财长保尔森来到了中国，这是他出任美国财长后又一次访问中国，前一次是2006年的9月份。与前任美国财长约翰·斯诺倡导强势美元政策并认为中国的金融开放已经非常努力所不同的是，保尔森一直倡导弱势美元政策，认为人民币的价值须由开放和竞争来决定。还有个背景是，保 尔森出任美国财长之前是国际著名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可以称得上是地球上著名的资本玩家。 扯上保尔森，是因为在境外股市普遍确认阶段性底部并逐渐走好之后，基本面背景最好的A股市场却是下跌依旧，从大盘权重股遭到“轮杀”到所有的股票被“乱杀”表明目前的行情已经不是正常的了。有的人原来认为基金因大量赎回而被动抛售股票是大盘大跌的主要原因，但周三证监会披露一季度基金净申购300亿，在股指跌破3800点进入投资价值区之后，大盘应该随着新基金的陆续建仓而回稳，并使老基金赎回压力得到减轻才是，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的人认为解禁的“大小非”大举抛售是导致大盘大跌的主要原因，但从目前的统计看，抛售的只是部分“小非”，绝大部分“大非”并无减持的动作。自股指跌破3800点进入恐慌状态后，由于下方无大的接盘，即使“大小非”有减持的想法，也没有了减持的条件。有的人认为众多中、小散户“乱杀”夺路而逃是导致大盘大跌的主要原因，但绝大多数中、小散户的筹码成本在4000点甚至5000点以上，在大盘跌破3800点后基本上已全部“立正”。看来很显然，通过“轮杀”权重股导致指数重心下移，导致市场产生自发性恐慌的行情另有内因。对此，我们或许能从3月19日央行会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共同出台的“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浓墨重笔地强调“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有效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以及国务院把“促进股市稳定健康发展”列入今年工作要点中看出一些端倪。 投资者应注意到，美元贬值与人民币升值已经进入加速状态，每当美国财长或其他重要人士来中国一次，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就会加快一点，金融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就会更宽松一些。因此有人认为，本轮从轮杀到乱杀的行情可能是热钱所为，是又一轮外资热钱再次规模性进入之前的有意为之。所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在目前已经超跌的纷乱行情中，最好的处置方案就是：别给保尔森“留下买路钱”。持币者可乘机在“乱杀”中寻找错杀股，这是一次捡便宜的好机会。持股者无论什么是成本，目前应就地站稳，万不可盲目

金融业向某一特定的区域集中是经济规律下的自然现象。北京成为还是没有成为金融中心并不重要，关键是政府应做好“掌舵者”而非“划桨者”，致力于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北京市委、市政府近日将正式下发《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要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越能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企业的决策越是能够不受政府特殊产业政策的影响，市场就越有效，资源的配置效率就越高，反之，有特定产业指向的产业政策越有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就越低。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政府掌握了一切经济资源，可以主观地“塑造”产业结构，可以像“导演”一样安排不同城市的“经济角色”，进行区域间的经济布局，但事实证明，政府的精心计划永远不如市场的分散决策。现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无一例外地都抛弃了产业政策，或从来就没有认真地对产业政策感过兴趣，曾经实现过某种程度产业政策的国家所取得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之间也不具备因果的关系，实行产业政策的经历对于任何国家都是教训而不是宝贵的经验。所以，北京市今天对金融行业的意见“指导性”的意味更浓，其约束性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产业政策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如此，这类“积极”的产业政策还是越少越好。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掌舵者”而非“划桨者”，它的角色是致力于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政府应该坚持非歧视性原则，而不要试图像在计划经济年代那样去扮演挑选“明日的希望之星”的角色。哪个产业应该发展，某类企业应该向哪个地理区域集中不需什么规划，华尔街和硅谷不是规划出来的，曾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平遥和太谷也不是规划出来的，相同类型的企业会逐渐地向某一特定的区域集中是经济规律，是受规模经济效应支配的，因此，没有政府的规划，也能够产生王府井、硅谷和华尔街。再伟大的人、再善辩的人都无法和市场争论，市场的决定是最优的。就北京金融业的发展而言，“筑巢”和“引凤”都不应该是政府考虑的事情，是写字楼的投资人考虑的事情。产业也没有“好”与“坏”的问题，只有合法不合法、违法不违法的问题。能够在北京生存下来的产业就是适合北京的产业，能够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企业就是有竞争力的企业。在北京没有赢利能力的企业就是一个不适合北京的企业，能够在北京获得良好投资回报的企业就是一个适合北京的企业，一些金融企业会为了一点写字楼租金补贴就放弃“最优”的投资地点而来北京这